越南陆军的武器装备
主战坦克：T—34型45辆、T—54/—55型850辆、T—62型220辆（1983-86年间从苏联进口）、T—72型45辆、PT—59型350辆。轻型坦克：PT—76型300辆，T—80U型13辆。装甲输送车：BTR—40/—50/—60/—152型1100辆，YW—531、M—113型若干辆。牵引火炮：76毫米、85毫米、100毫米、120毫米、122毫米、175毫米若干门。火箭炮：107毫米360门、122毫米350门、140毫米若干门。迫击炮：82毫米、120毫米和160毫米若干门。反坦克导弹：AT—3“耐火箱”式若干具。无后坐力炮：75毫米、82毫米、87毫米若干门。高射炮（高射机枪）：14.5毫米、23毫米、30毫米、37毫米、57毫米、85毫米、100毫米共1.2万门（挺）。地空导弹：SA—7/—16型若干部。
2009年后,中美关系出现了哪些重大变化
对华政策相当务实
希拉里今年2月访华时用了中国成语“同舟共济”。从那以后，我们经常听到奥巴马政府官员引用中国成语。这一动向并非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穿透了美国，正在塑造了美国思维，而是显示了奥巴马政府中的中国问题专家正在发挥作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嘛！
为奥巴马提供这样高明的中国成语的顾问确实高明，只是直译了孟子的话，没有直接使用“茅塞顿开”的成语，因为他的政府内部和美国国内有许多不主张加强与中国关系的声音和势力。遗憾的是，孟子的“介然用之而成路”被糟糕地翻译为“暂时(短期)成为路”(a trail becomes a path in a short time)。
也许这是非常美国式的理解，却反映了奥巴马的实用主义，只是因为美国目前需要中国，才加强对华协调。也许许多中国人要问:将来度过了危机，是否还需要这样的中国路？
如同其他政策，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也是相当务实的。这里的“务实”有两个含义，一是寻求中国的合作本身就是务实的表现，而不是务虚，因为奥巴马政府确实面对深重的挑战，没有中国的合作，无法应对这些挑战；二是，奥巴马政府网罗了许多一流的中国问题专家，深知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在处理对华问题上格外小心谨慎。
目前，仅从华盛顿看，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上意见继续纷呈，但大体是两种:
第一，希望延续布什政府时的政策，经济关系为主，双方利益关系密切；其他问题为辅，如恐怖主义和朝鲜等密切合作；但守住一点底线，那就是，拒绝把与中国的关系上升为“战略关系”。从布什政府退下的高官为奥巴马政府建言:奥巴马政府要继续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因为布什政府的政策很成功。
另一种是修改了的克林顿时的政策，即综合处理对华关系，不仅要谈经济和气候，而且要谈其他。这意味着美中关系更加全面，同时，美国用“非经济”议题牵制中国。
政策框架大体成型
目前，是后一种主导了美国对华政策思路。这后一种思路，既有美国对华政策的延续，又有奥巴马政府的创新。试图主导对华政策的国务卿希拉里，就任以来一直就是这样说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综合性的关系。
一方面，综合性的对华政策就是希拉里说的“综合性的伙伴关系”；但是，另一方面，因为要涉及中国的许多内政，包括人权、宗教、少数民族等问题，中国方面不高兴美国这么做，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显然已经确定要与中国讨论全面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中美之间新的对华机制是一个冗长的名字:“战略与经济对话”。美国把非经济的议题列入日程中，显示了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的另一面，即“有原则”。
在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大将中，国务卿自不用说，驻联合国大使赖斯、国防部负责政策规划的副部长弗卢努瓦和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斯洛特尔，都是“自由的国际主义”、用西方价值进行“全球治理”的忠实信徒。
考虑到与中国关系的复杂性，希拉里在中美对话前夕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称:“我们不会总能在解决方案上达成一致，我们必须坦白承认双方之间的分歧，包括设立进行这些讨论的合适场所。在努力使中国成为一个重要合作伙伴的同时，我们将继续与我们在亚洲和全球的长期盟友及朋友密切合作，倚靠适当的国际团体和组织。”而奥巴马在这次对话开幕式致辞时说:“中美不会在每个问题上一致的。”
不管如何，以这次对话为标志，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框架大体成型:积极寻求和加强与中国的全面合作。也许，经济、全球安全、全球治理等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如果两国围绕这些问题展开，21世纪的中美关系将大变化。
3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内涵是什么？答案字数越多越好
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起因是前苏联的解体对中美关系战略基础的冲击,实质上涉及冷战后美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的变化。核心问题是在新的战略格局中如何界定美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冷战的结束,不仅改变了世界的权力分配结构,同时也改变了中美两个大国在世界权力结构中的相对位置。因此有必要从世界格局变动的角度分析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以进一步弄清其变化的实质及发展趋势。
一
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急剧变化,整体上给人以美国对华政策始终处于一种不确定和不连贯状态的强烈印象。实际上美国对华政策的国家利益取向十分明确,外交政策的变化只是美国现实国家利益的优先次序不断调整的外在表现。大体来说,美国对华政策追求的具体国家利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美国外交界和战略界人士所称的战略利益,主要是指在安全领域中国对美国的作用和价值。罗伯特·罗斯认为,中美之间在安全领域的战略合作具有很大的“不对称性”,因为“美国与中国不同的是,它并不用依靠美中之间的合作来获取根本性利益和保证其国家安全。”①这是从狭义安全概念出发的一种分析。事实上由于美国具有广泛的全球利益,其国家安全概念的内涵,远比别的任何国家的认识都更为宽泛。因此它不仅在70年代面对前苏联的直接威胁时迫切需要中国的合作,冷战之后,在处理朝鲜半岛危机、维护亚太地区稳定及防止大规模武器扩散等等方面,同样需要中国的合作。这都属于战略利益的范畴。第二个方面是经济利益。90年代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所表现出的巨大的市场潜力,对美国来说,其利益的现实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中美建交以来美国从双边关系的发展中获得的实际经济利益以及对占有更大中国市场份额的期待已经成为美国对华政策中内在的一种积极动力,并且一直是美国国内支持发展对华关系的重要因素。第三个方面是推进以“人权”为核心的美国价值观念的利益。用美国的意识形态来改造世界,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追求的带有终极性的目标,但把它作为一种现实的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的一个具体目标,则与冷战后美国战略地位的变化密切相关。一位美国重要的战略界人士曾专门撰文对此进行分析,认为随着信息时代软权力作用的增强和美国拥有的软权力方面的优势地位,应当把以推进“人权”为核心的价值观念界定为当前处于优先地位的国家利益,并把它有效地融入美国的对外政策。①事实上,它已成为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美国对华政策中多重利益取向的存在,给人们分辨美国对华政策的方向带来了一定的困惑。然而事实表明,上述利益取向的任何一个方面,都难以构成美国对华政策的中心目标。从战略利益来说,它曾经是中美关系的主要基础,在相当一个时期里支配着美国的对华政策。但它依赖于一种特殊的国际战略格局,即中美两国面临共同的安全威胁。根据对美国外交思想有着重大影响的权力政治理论,维护国家安全应当是一个国家对外政策最基本和最主要的国家利益驱动因素。但在现实国际环境中,国家不可能面临一成不变的外部威胁,也不可能具有一成不变的外交政策。因此很难设想,在前苏联的威胁消除之后,美国还能把争取中国战略上的合作继续作为对华政策中压倒一切的中心目标。把以人权为核心的美国价值观作为最重要的国家利益,是理想主义的传统思维。冷战之后,美国把它作为对外战略的三大目标之一,但它同样难以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支配因素。因为,第一,从理论上说国家的价值观念不可能成为国家利益的主体,否则将会导致一个违反常识的结论,即美国的国家利益是永远不变的;第二,从中美两国力量对比的现实来看,“人权”外交的作用有限。美国战略界和学术界的许多人,包括许多政府官员都承认这一事实。经济利益,当然是美国的基本利益之一,但正如一位中国学者分析的,中美关系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国家关系。其特殊性之一就是双方是在战略合作过程中,逐步产生出发展包括经济关系在内的双边关系的内在动力。②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利益的大小要取决于双边关系的好坏。从根本上决定美国对华政策的只能是美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它不是各个利益层面的简单相加,而是指美国在冷战后维持其世界领导地位的总体战略需求。如果说,在两极格局时代,美国整体国家利益集中体现在与前苏联争夺霸权的斗争中,那么从冷战后美国的战略地位出发,维持其世界领导地位就成了它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如果美国能够以其优势的权力地位,建立并维持体现美国领导世界的国际秩序,它无疑可以最大限度地从中获取其政治、经济和安全方面的基本利益。因此,从争取世界领导地位的整体国家利益出发,如何应对中国潜在的挑战,是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中心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格局的变动是影响美国对华政策演变的根本性因素。在美苏争霸时期,中国是制约苏联霸权的重要因素,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处在了与美国霸权正面相对的位置,这就是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动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新的实质性的变化。
二
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中美关系明显出现倒退的迹象。其具体表现是:(1)美国政府单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制裁中国和停止高层往来的“惩罚性”措施;(2)美国舆论从“理想化”中国转为“妖魔化”中国;(3)相当一部分本质上敌视中国或者出于各种利益反对发展对华关系的美国政客和势力,通过国会、舆论及多种渠道进入美国对华政策决策过程,在一些重要领域开始掌握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导权或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严重地干扰和破坏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美国对华政策决策机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克林顿上台后,一改以往由总统直接掌握对华政策的传统,把对华政策交由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负责。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冷战结束之初,中国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战略地位有所下降。在克林顿第一个任期之内,美国的对华政策总的来说没有多大作为。“中美关系一度像是失去罗盘的航船,在惊涛骇浪中随波逐流。”与80年代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不同的是,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不是反映在局部领域和问题上,而是带有一种全面后退的性质,其后果是中美关系在冷战后“遭到结构性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