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州
大理白族自治州地处云南省中部偏西，海拔2090米，东邻楚雄州，南靠普洱市、临沧市，西与保山市、怒江州相连，北接丽江市。地跨东经98°52′～101°03′，北纬24°41′～26°42′之间，东巡洱海，西及点苍山脉，辖大理市和祥云、弥渡、宾川、永平、云龙、洱源、鹤庆、剑川8个县以及漾濞、巍山、南涧3个少数民族自治县，是中国西南边疆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
地处低纬高原，四季温差不大，干湿季分明，以低纬高原季风气候为主，境内以蝴蝶泉、苍山、洱海、大理古城、崇圣寺三塔等景点最有代表性。
为什么云南大理要称大理州？
１９４２年，从南洋回国途经大理的著名画家徐悲鸿，曾经写下一副赞美苍洱风光的楹联：“乞食妙香国，销魂清碧溪。”他把寄居大理称作“乞食妙香国”，既恢谐地道出了他颠沛流离中的心境，又急切地道出了对宁静与和谐生活的向往。 过去，大理的名称很多，“妙香古国”就是其中最常见的美称。最早称大理为“妙香国”的是明朝云南右参政（相当于今天的副省长）谢肇浙的《滇略》，书中说：“世传苍洱之间，在天竺为妙香国。观音大士，数居其地。”清代僧人同揆（文果）的《苍洱丛谈》也说：“大理府为天竺妙香国。”清康熙年间知名的文人姚安土官高奣映在鸡足山修《鸡足山志》之余，常徜徉于苍山洱海之间，并将游踪写成诗集《妙香国草》，他在诗集的《自序》中写道：“曩之榆（大理），罗刹域；今之榆，佛念众生。化鬼国为佛国，仍此中一大变故，故昔称此土为妙香国焉。不由变恶迁善而泛以相及欤？斯集成，爰以‘妙香’著其名。” 为什么前人要称大理为“妙香国”呢？一般认为，大理是佛教胜地，故以妙香国名之。不错，在古代大理，佛教盛行到了“家无贫富皆有佛，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的程度，但佛教盛行不仅仅是大理一地，为何独称大理为“妙香”呢？这得从“妙香”二字的来由谈起。方国瑜先生说：“梵语‘乾陀’之意为妙香。”照字面解，乾为香，陀罗为遍，即“香遍国”，“言遍此国内多生香气之花”。佛教认为，“香为佛使”，“香为信心之使”；佛土上，香可启迪身心，治疗疾病，度化众生到极其遥远的东方极乐世界。佛教还认为：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苦海无边的凡俗娑婆世界，在其上方，有四十二恒河沙数、香水海环绕的佛国众香国，又称香积国，也就是香遍国，这是一个美妙得无与伦比的和谐康乐的境界，是佛教徒心目中的乌托邦。 早在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已经在大理广为传播，并且十分盛行，其盛况有“洱水与苍山，佛教之齐鲁”的称誉。南诏和大理国的统治者在国内竭力推行佛教，先后封了许多僧侣（其中有早期从印度来的赞陀崛多）为“国师”，享有极高的权力。大理国二十二主中，有七人禅位为僧（有说九人），一人被废为僧，这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是绝无仅有的（即便于是笃信佛教的梁武帝，或是清朝的顺治和雍正，最终也未能出家）。南诏大理国的统治者“劝民每岁正、五、九月持斋，禁宰牲口”，“家有佛龛供奉佛像，诵念经典，手拈素珠，口念佛号”。当时，国内官员，上至国相，下至一般官吏，多从佛教徒中选拔，就连学校也设在寺院，学生即僧侣。大理的这种佛教氛围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其一；而大理的自然条件之优越更是“妙香国”称谓的另一原由。明代的杨士云说大理“四时之气，常如初春，寒止于凉，暑止于温”，王士性说“乐土以居，佳山川以游，二者尝不能兼，惟大理得之。……天下山川之佳莫逾是者”，杨升庵说大理“香风满道，芳气袭人”，这种绝妙的和谐，确实是古人心目中的佛教乌托邦。因此，人们就以“妙香佛国”称大理，简称妙香国，意思是说，大理为佛国妙土，是人们理想中的香遍国。 为什么说“大理是云南文明之源”？ 上世纪５０年中期以来，云南省有几次令世人瞩目的考古发现。１９５７年３月，在剑川海门口挖掘河道工程中发现了一个古文化遗址，其年代距今３０００多年，相当于商代晚期。在这处遗址中，出土文物近千件，其中除石器外，有铜器１４件。这是一处铜石并用时代的遗址，证明滇西一带是迄今发现云南古代制造青铜器较早的地区。１９６３年，在祥云大波那又发现了一座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墓，墓中有一具长两米、由七块铜板组成的铜棺，还出土不少铜质的用具、兵器、农具等，其年代距今约２３５０年，相当于春秋晚期或战国初期。１９７５年和１９７６年，在楚雄东南７公里的万家坝、清龙河西一平方米的台地上，考古工作者又发掘出东周墓葬７９座，出土青铜农具竟达２００多件，另有铜鼓５件、羊角纽编钟一套，其年代接近大波那遗址。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６０年，考古工作者在晋宁石寨山进行了四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出土文物４０００余件。１９６４年在安宁太极山、１９７２年在江川李家山先后发掘了数十座古墓葬，出土了与石寨山相同的大量古滇国文物，其中有丰富的青铜器，而且还有比青铜器优越一步的铁器，时代大致在战国时期到西汉初年。这一系列的发现，引起了考古学家和历史学者的浓厚兴趣。在对万家坝、大波那和李家山、石寨山出土遗物进行认真的比较之后，他们认为：“这两者的基本特征相同。但前者朴质，后者精致；再加上前者无铁，后者出现了铁器；两者的区别是显著的。这种区别与其说是由于地区的不同，还不如说是由于时代的差异。万家坝和大波那代表的是云南青铜文化较早阶段，而石寨山和李家山代表的是云南青铜文化的鼎盛阶段，也就是从青铜时代过渡的阶段，从器物种类的由简到繁及形制上的变化，即可看出后者是前者的发展。”（汪宁生《云南考古》）也就是说，从剑川的海门口到江川的李家山，存在着联系密切的人类社会发展的链条。马曜先生在《大理文化论》一文中说“真正的‘文明’一词表示人类社会组织的历史阶段，也就是由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器时代。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华民族文明开始于公元前１５００年至公元前１９００年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在云南，约公元前１０００年左右，也出现了文明的萌芽。１９５７年在洱海北部剑川县海门口发现距今约３０００年的青铜文化遗址，相当于商代晚期，这是云南迄今发现最早的青铜文化。”马曜先生进而对祥云大波那铜棺、楚雄万家坝出土的青铜器、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青铜器，在年代和成熟度上作了深入的对比研究，得出结论：“不论以母系社会为标志的云南新石器文化或继起的以奴隶社会为标志的云南青铜器文化，都显示出一条从洱海周围经楚雄地区向滇池地区发展的线索。”他认为从海门口到石寨山是“滇文化形成”的阶段，而从西爨到南诏是“云南文化中心的西移”的结果，这是云南文化史的一个大圈。不管怎么说，大理是云南文明之源是无疑的。